作者：[德] 弗洛姆 Fromm, Erich
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窮奢極慾，拚命追求佔有財產和利潤的社會裡，所以我們很難見到以存在作為生存方式的範例。大多數人都把佔有財富式的生存看作為理所當然的、也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這一切給理解存在的生活方式的特性和弄懂佔有財富只是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向帶來了特殊的困難。儘管如此，這兩個概念還是與人們的日常經驗緊密相連的。僅僅以抽象的和純粹合乎理智的方式去探討其中的任何一個概念，不僅不應該，而且不可能。兩者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反映，因此可以作具體的研究。
下面這些取自於日常生活中的簡單事例將使讀者較易懂得如何去區分佔有與存在。
學 習
把佔有的生存方式作為準則的大學生聽講座時，他們只聽講課老師的話，抓住各部分的邏輯關係和意思，並儘可能完整地把聽到的一切都寫到筆記本上，但這都是為了以後就能牢記他們的筆記，以應付考試。可是他們並沒有豐富和擴大自己的思想，而講座的內容也沒有成為他們自己的思想的組成部分。他們把聽到的東西塞進他們僵死的思想大雜燴中或他們所儲存的各種理論中。講座的內容和大學生彼此仍然陌生，這種大學生個個最多不過成了某個由別人提出的觀點的所有者（這一觀點或是由那個人提出，或是他由其它的來源獲得）。
以佔有的方式去生存的大學生只有一個目標：死記「學過的東西」。他們使用的方法不外兩種，不是把學過的東西硬塞進記憶裡，就是小心翼翼地保存他們的筆記。他們不需要一點創新或有所發揮。實際上，在更多的情況下，「佔有型」學生會被他們所學科目的新觀念、新思想弄得心神不安，因為新的東西向他們已經佔有的總信息提出了挑戰。對於一個把佔有作為他與外界接觸的主要形式的人來說，那些不易記錄和記牢的思想是令人害怕的，這些新思想就像所有成長中的東西一樣，它們不斷地變化，因此擺脫控制。
對於以存在的方式與外界接觸的大學生而言，學習過程顯示了質的不同。首先，他們不是作為tabula rasa （白板）去聽講座的。他們事前就在腦中考慮了講座所要涉及的主題；有些疑難和問題甚至還使他們反覆地思索。他們已經對有關對象做了一番研究，而且對此產生了興趣。
他們聽講座不是僅僅被動地接受演講者的話和思想。他們用心聽，但不是光聽，而是以積極和創造的方式去接受和回答。他們聽到的東西又激活他們自己的思維過程，此時此刻，新的問題、新的想法、新的觀點紛至沓來。
聽課的過程是一個生氣勃勃的過程；大學生一邊聽教師的話，一邊活躍地回答。他不光是獲得了可以帶回家和背誦出來的知識。每一個大學生都深入到問題中去，並且自身也發生了改變，即每一個人在聽完講座後都成了與前不同的另一個人。這種類型的學習也只有當講座提供的是新的和啟迪思路的信息時，才有可能。一大堆空話絕不能引起存在方式的反應，學生倒不如不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自己的思想上去。我想至少簡明扼要地談談已經濫用得黯然失色的「興趣」 這個詞。興趣一詞的原本意思寓於詞根之中，即垃丁文的inter-esse，就是說「在此之前」 或「在近旁」。
在中世紀的英語中，這種積極的興趣是用「to 1ist」 （想要、願意--譯者）（形容詞listy、副詞listily）一詞來表達的。今天，「to 1ist」 只在空間的意義上（「a ship list」 一條船傾側）使用；原來心理學意義上的意思只保留在貶義的「listless」 （漠不關心、無動於衷--譯者）一詞中。「To list」 的原來意思是，「積極地致力於什麼」「對什麼真正地感興趣」。其詞根與「樂趣」 的詞很相同，但是「to list」 不是說靠一種樂趣來驅動，而是包含著自由的和積極的興趣或致力於什麼。「To list」 是產生於十四世紀中葉《無知的雲》一書的無名作者使用的重要概念之一。語言只保留這小詞的貶義，這一事實典型地顯示了十三至二十世紀之間社會的思想意識方面發生的轉變。
記 憶
人們既可能以佔有的方式又可能以存在的方式進行記憶。這兩種記憶形式的根本區別在於人們建立聯繫的方式不同。如果人們以佔有的方式進行記憶，那麼，聯繫完全是機械的，這種情況就好像：通過經常及時的使用，兩個詞之間的聯繫成了習慣。再不然就是一種以純邏輯關聯為基礎的聯繫，如一對對的正反義詞、會聚的概念，或者基於時間、空間、大小和顏色的聯繫和以歸屬於某一種思想體係為基礎的聯繫。
以存在的方式進行的記憶是積極的活動，人們通過這種活動回想起講話、思想、一瞥、圖畫和音樂。在人們想回憶的事同與此有關的許多其它事之間建立了眾多的聯繫。這些聯繫不是以機械的、純邏輯的方式，而是以活潑的方式建立的。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或感覺）活動，每一個概念都同另一個聯繫在一起，以便找到正確的詞。學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通過「頭痛」 聯想到「痛」 或「阿斯匹林」，那麼我就在循蹈邏輯的、習慣的規矩。要是我通過「頭疼」 聯繫到「緊張」 和「焦慮」，那麼我就把這一事實同我發現的可能的原因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我研究了這種現象。這種記憶類型的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思維的類型。在這種有活力的記憶類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弗洛伊
德發現的「自由聯想」。
誰要是對儲存本身不特別感興趣的話，他就會發現，為了讓記憶力發揮更好的作用，就需要濃厚而直接的興趣。例如，有些人曾有過這種體驗，在生命攸關的困境迫使他們去運用某一特定的詞時，他們往往想起那些自以為忘了的外語詞句。我可以以我自己的經驗為證，儘管我從來不具有出類拔萃的記憶力，可我能回想起一個我分析過的病人的夢，只要我再見到他，並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全部個性上，那麼，不管過了二個星期還是五年，我都能想起這個病人的夢。如果我不這樣去想，那麼，五分鍾之前，我也許還不可能立即想起這個夢。
以存在的生存方式進行的記憶含有把人們曾經看見或聽見的東西復活的意思。每個人只要在記憶裡把他曾經看見過的面孔和風景努力喚起，就能進符這種創造性的記憶。面孔和風景並不是立即出現在腦海，它必須去再創造，去喚醒。這並不總是很容易的。前提是，這面孔或風景是我在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情況下觀察到的，這樣做為的是清楚地記住它們。倘若這種記憶法成功了，那麼，面孔為我所記住的那個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風景如此生動逼真，就像真地呈現在人們面前一樣。
若以佔有的方式來記憶一個面孔或一幅景色，那麼典型的莫過於如大多數人看一張相片的這種類型和方式。相片成了他們記憶力的支柱，以便識別某一個人和某一處風景。他們對照片的反應差不多是：「呵，這是他」，或者「哎，我到過那兒」。對於大多數人說，相片變成了一種異化了的記憶。
還有一種異化了的記憶形式是把想記住的東西都寫下來。通過寫在紙上，達到佔有材料的目的，但卻沒有把它們印進腦子裡。這種佔有倒是很穩妥，除非萬一失去了記憶，才會因此失去了要記住的東西。記憶能力拋棄了主體，因為靠記錄形式的記憶已經成了自我轉讓的一個部分。
鑑於現代的人要記住大量的數據，所以完全不用筆記和參考工具書亦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消記憶的趨勢有增無減，這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至於記錄會降低記憶能力，這一點我們可以非常容易和清楚地在我們自己身上看到。也許還是舉幾個例子為益。
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說商店裡的售貨員：幾乎所有的售貨員都用機器來代替兩位或三位數的簡單加法，而不願用心算。又如在學校：教師可以觀察到，那些一心抄寫每一個句子的學生十有八九比那些信任自己的能力的學生在理解和記住本質的東西上要差，其理解力和記憶都不如後者。音樂家懂得，那些喜歡看譜演奏的人，一旦沒有譜，演奏起來就有較大的困難。（這個材料要感謝莫歇‧布德莫爾博士。〉托斯卡尼尼（義大利著名指揮家）是存在方式的音樂家的一個優秀範例，他的記憶力亦是出類拔萃的。
我在墨西哥觀察到，那些文盲和很少寫點什麼的人的記憶力比工業國中既能讀又能寫的人的記憶力要強得多。從這一事實和其它一些事實可以推測，讀書和寫作的藝術並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只是上帝的賜福，特別是當讀那些使感受力和想像力退化的東西時更是如此。
交 談
兩種生存方式之間的區別通過交談馬上就可以感覺出來。我們舉一個典型的兩個男人交談為例，A先生佔有觀點x，B先生佔有觀點y 。每個人都多少知道一些對方的觀點。倆人都不放棄他們各自的見解。他們須得提出更好的，更合適的維護自己立場的理由。雙方都不想改變自己的觀點，也不指望對方改變立場。他們害怕放棄自己的觀點，因為觀點屬於他們的財產，放棄了它，不就造成一大損失嗎？
非爭論的交談情況有所不同。誰都經歷過同一個有名的或以其人格品質優良見稱的人在一起時的情形，誰都經歷過期待著從某人那裡弄到一個好工作或者得到愛和讚賞的情形。許多人在這樣的情況下都煩躁不安、膽怯，為這種重要的會面做種種準備。他們考慮，哪些題目會使對方感興趣，事先就計劃著如何開場，有些人甚至草擬整個交談的內容，只要這跟對方有關係。有的人看到自己佔有資本，也許就有了勇氣。這些資本是：他過去的成績、媚人的性格（或恐嚇別人的能力，假如這比談成績更有效的話）、社會地位、社會關係、外表以及服飾。總而言之，他在思想中估計他的價值，靠這些在交談中顯示他的商品。倘若他做的很巧妙，便會給許多人很深的印象，這與其說是他的態度所致，不如歸結為大多數人缺乏判斷的能力。倘若做的不夠巧妙，那麼再怎麼顯示也引不起多大的興趣，他讓人覺得笨拙、不自然和無聊。
另一種人的態度與此相反，他毋須準備，亦不裝模作樣，他的反應是自發的，富有創造性的。這種人會忘掉他自己、他的知識、他的地位；他的「我」，並不妨礙他；正由於這個原因他可以完全針對他人和他的思想來行動。由於他不謀求抓住任何東西不放，所以他不斷地產生新的思想。
「佔有式的人」 指望他佔有的東西，而「存在式的人」 卻相信這一事實，他存在，充滿了活力，而且只要他勇於放開來回答，就會產生新的東西。他在交談中的作用是活躍的，因為他沒有由於過份認真地堅持他所佔有的東西而使自己窒息。他的活力感人至深，甚至常常能使對方克服自己的自我中心主義。會談不再是商品（資料、知識、情況）的交換，而成了一次對話，誰對誰錯，都無關緊要。決鬥者開始時一起跳舞，他們分開時沒有勝負感，這對雙方都沒有什麼意義，而是感到充滿喜悅。（精神分析療法中最重要的治療因素是治療者賦與別人活力的品質。如果治療氣氛很沉悶，不活躍，讓人感到無聊，那麼哪怕是最為詳盡的開導也沒用）。
閱 讀
我在交談這一節中敘述的也同樣適用於閱讀。閱讀是或應該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對話。當然在閱讀時（同樣如在交談中）我讀「什麼」（或者我同誰談話）是很重要的。讀一本毫無藝術價值、廉價的長篇小說猶如白日做夢。讀者不會產生創造性的反應，原文就像貧乏無味的電親節目，或人們在一邊看一邊心不在焉吃的油煎馬鈴薯片。相反，一本巴爾札克的小說就可以激發想像，促使人以內心的同情，就是說以存在的方式去閱讀。可惜，就是這樣的書籍，也許大多數人都是以消費的態度即佔有的方式來讀的。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讀者想知道情節的發展，主人翁死了還是活下來了，那個姑娘讓人拐騙了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小說成了一種激動人的序曲，幸福或不幸的結局成了高潮。如果他知道了結尾，他就佔有了整個故事，差不多真像他從他自己的記憶裡挖掘出來的一樣。但是他卻沒有得到任何認識。光抓住小說中的人物，既沒有使他加深對人的本質的理解，也沒有使他學到一點關於他自己的東西。
讀哲學書籍或歷史書籍也有這樣的區別。如何讀一部哲學著作或歷史著作，其讀書的方法（哪怕是不好的方法）取決於教育。學校千方百計地輸送給每個學生一定量的「文化財產」，並在學習結束期間給每個學生發證明，證明他至少佔有最低限度的知識。
所以，教師教學生的方式是，讓他能夠把作者的主要思想複述出來。學生就以這種方式「認識」 了帕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茲和康德直至海德格和薩特。從高中到大學的各個教育階段的主要區別在於教育財富的輸送量不同，這與佔有物質財富的多少差不多，也許學生在未來將擁有這些物質上的佔有物。
能夠最準確無誤地複述每一個哲學家所說過的話的學生被視為卓越的學生。他就像一個熟練的博物館導遊。他沒有學到一點超出這些佔有知識之外的東西。他沒有學會懷疑哲學家，同他們交談，沒有學會看到哲學家們自己充滿了矛盾，看到他們忽略了某些問題，對某些題目故意避而遠之。他沒有學會把（由於在那個時代敵當作「有理性」 的東西）作者被迫接受的觀點和作者思想中真正的新東西區別開來。他感覺不到作者什麼時候只是要理智說話，什麼時候是使用了心和大腦。他覺察不到作者是真心實意抑或只是一個誇誇其談的人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相反，存在方式的讀者會堅信，即使是一本獲譽極高的書也不是白璧無瑕。也許有的時候他理解一本書比作者還要透徹，因為在作者看來，他所寫的似乎都很重要。
行使權威
行使權威是區別佔有以及存在的生存方式的又一個例子。關鍵性的一點是，人是佔有權威還是作為權威存在。幾乎每個人在他生命的某一階段都要行使權威。教育兒童時，為了不使兒童遭到危險，告訴他們在某些場合下如何行動，不管你是否願意，你就得行使權威。在家長制的社會裡，婦女也成了大多數男人行使權威的對象。在我們這個官僚的、等級森嚴的社會裡，絕大多數人都在行使權威，除了社會的最底層之外，後者只是權威的對象。
為了理解兩種不同形式的權威的含義，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概念的含義極為寬泛，往往具有「理性的」 和「非理性的」 權威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理性的權威促進信任它的人的成長，它以權能為基礎。非理性的權威依仗權勢，在它的屈服者頭上濫施淫威。（我曾在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中探討過這種區別。）
在最早期的靠狩獵和採集為生的原始社會，行使權威者的權能都是當時部族中人人共知的。這種權能基於哪些才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驗、智慧、寬宏大量、技能、人格和膽量，這些通常是最先考慮的。在許多部族中不存在永恆的權威，而只是在需耍的情況下才產生，如由於戰爭、宗教禮儀、調和爭端等各種原因形成的各種權威。隨著權威賴以存在的各種特性的消失和減少，權威亦告終。在許多靈長目的動物身上可以看到一種極其相似的權威形式，這些動物並不一定靠身體和力氣，而是靠經驗和「智慧」 這一類的特性來得到權力（德爾加多在1967年用猴子做了一個試驗。他證實，一旦那些形成權力的才能喪失殆盡，哪怕只是暫時地喪失，佔統治地位動物的權威就立即結束。〉
建立在存在之上的權威不是以獲得完成特定的社會作用的能力為基礎，而同樣是以一種能夠達到高度自我實現和和諧的人格為基礎。這樣的人無須恐嚇、賄賂、發號施令，他本身就具有權威。他只要是一個高度發展的人，他就能通過他的存在，而不是他做或說的什麼，表明人能夠成為什麼。生活中的大師都是這樣的權威，白璧微瑕，在各種文化和各種教育程度中的人當中都可以找到他們。圍繞這個問題的是教育的問題。倘若家長們自己得到更大程度的發展，倘若他們身心平衡，保持和諧的話，就不會有權威式還是放任式教育之爭了。兒童對這種存在式權威的反應是很熱情的，因為他需要這種權威；那些強迫孩子、忽視孩子的人自己也沒有做到他們向正在成長的孩子所提出的要求，那麼孩子就會起來反抗他們。
隨著以等級制度為基礎和比原始社會大得多、複雜得多的社會的出現，基於權能的權威已由基於社會狀況的權威所代替。這並不意味著，現在有效的權威必然沒有權能，而只是說，權能已不是權威的本質部分。不管我們涉及的是靠基因的偶然性決定權能的君主制的權威，還是通過陰謀與暗殺成名的有恃無恐的罪犯權威，或是那些在現代民主中出頭露面被拍照的權威，或是那些能夠支付選舉的大量費用而當選的權威，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權能和權威絲毫沒有或幾乎不可能有連帶關係。可是，在權威建立在某種權能之上的情況下，卻會發生嚴重的問題。首先，在某一領域有才能的領袖在另一個領域就沒有才能，這就像一個國家首腦能夠在戰爭期間發揮才能，但在和平期間卻不起作用一樣。另一個例子，一個政治家在他剛剛開始發跡時可能為人正直、有魄力，一旦受到了權威的誘惑，他就會失去他的這些特性。年齡和身體上的缺陷會削弱他的能力。最後，我們得看到，對一個小部族的成員來說，評價一個權威人士並不困難，但生活在我們這個制度中的千百萬人對他們的競賽者的一點點認識還是受那些公眾關係專家們的影響得到的，對於他們來說，評價一個權威就困難得多了。
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得才能特性喪失了授與權能的作用，在大多數較大的和分等級的社會裡面，這都是一個權威異化的過程。真正的或假定的原始的權能變成了制服或頭銜。如果權威穿著規整的制服，配上相應的頭銜，那麼，這些外面的標誌就代替了真正的職權和才能。而實際上，權威卻正是靠著這些才能。一個國王為了把這種頭銜當作權威的象徵來使用，可能變得愚昧、陰險、凶殘，就是說完全不適合作為權威存在，儘管如此他仍然佔有權威。只要他佔有這個頭銜，人們就以為他擁有授予他權能的才能。哪怕是皇帝光著身子，可每個人都相信他穿著漂亮的衣服。
至於人們把制服和頭銜視為授予職權的才能，這並不是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權威的佔有者和那些利用權威的人必然會讓人們去相信這一虛構，麻痺人的現實的，也就是人的批判的思維能力。每一個善於思考的人都知道用於宣傳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法摧毀了批判的判斷力，使理智不起作用，直到人屈服於那些陳詞濫調。它們使人變得愚蠢，因為它們一方面使人沒有主見，另一方面使人不再信任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判斷力。這種人們信以為真的虛構最終會使他們看不見現實的本來面目。
知 識
佔有與存在的生存方式在知識領域裡的區別在於「我有知識」 和「我知道」的不同表達中。有知識是說，獲得可以得到的知識（材料）並保持對它們的佔有，而「我知道」 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卻有實際功用，是生產性思維過程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像佛陀、先知們、耶穌、艾克哈特、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等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想，我們就能加深對以存在方式生活的人的知識特點的理解。在這些思想家看來，知識是從認識到我們這些所謂健康人的理智在感覺時會發生錯覺時開始的。這個意思不只是說，我們對物理現實的認識不符合 「實際的現實」，更主要的是說，大多數人半睡半醒，他們看不到，大多數被他們當作真實的和理所當然的東西都不過是些他們生存在其中的這個社會的暗示影響所造成的虛幻而已。因此，知識一開始就是消除錯覺，去掉錯覺。知識意味著，由表及裡，追本求源，正「視」 現實。知識的意思不是佔有真理，而是透過表層，批判地、積極地向越來越接近真理而努力。
希伯來語的jadoa一詞中包含著這種創造性的深入探究的實質，意思是指男子性愛意義上的認識和愛。佛陀這個覺悟者要求人們醒悟過來，把自己延「佔有物質就是通往幸福」 這一幻想中解放出來，先知們亦告誡人們覺醒，要他們認識到，他們膜拜的偶像不是別的，就是他們自己雙手、自己想像所創造的東西。耶穌說：「真知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約翰福音第八章、第32句）艾克哈特曾多次表達他的認識思想，他在談到對上帝的認識時說：「認識不是純一的思想，相反它分離並向上帝發展，就像上帝是赤棵棵的一樣，從其存在中去把握他。」 （「赤裸」 和「赤裸裸的」 是艾克哈特及他同時代的人、《無知的雲》一書的作者愛用的詞。）馬克思說：「放棄不合實際的幻想的要求就是放棄一種需要幻想的狀況的要求」（《資本論》）。弗洛伊德的「自我認識」 的概念基於這麼一種思想，必須打碎幻想（「文飾」 ），以便覺察到無意識的現實。
這些思想家所想的都是人的健康，他們都對社會所認可的思想模式表示懷疑。在他們看來，知識的目的不是對人可以肯定的「絕對真理」 的確定，而是人的理性本身自我證實的過程。對於知道的人來說，不知和知道一樣重要，因為這兩者是認識過程的兩個部分，儘管這種類型的無知與懶於思考的人的不學無術有區別。存在的生存方式的最高目標是更深的知識，而佔有的生存方式的最高目標卻是更多的知識。
通常，我們的教育制度想方設法把知識作為佔有物傳授給人，就像財產或者社會威望的傳遞一樣，也許人們在未來要擁有這些才行。他們得到的最低限度的知識是他們所需要的信息量，以便使他們能在工作中發揮作用。每個人還或多或少地擁有一包「奢侈知識」，用來提高自我價值感和與他預計相適應的社會威望。學校就是生產這些知識包裹的工廠，儘管它們通常強調，讓學生接觸的是人類思想的精華。許多學院對助長這種幻想可謂是得心應手。從印度的哲學和藝術直到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一個偌大的「大雜燴」 呈現了出來，每個大學生都從裡面啄食點什麼；為了不限制他的自發性和自由，沒有人要求他集中精力於一個主題，結果他連一本書也沒有讀完過。
信 仰
在宗教、政治和個性的意義上，信仰這一概念也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一種是佔有，另一種是存在。
在佔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是對回答的佔有，可對這些回答人們不能提供理性的證明。這種信仰由別人創造的思想構成，接受這些思想，是因為屈服於這些人──通常為一個官僚機構所代表。由於官僚的實權（或不過是虛構的權力）的作用，它給人一種可靠感。靠這種信仰，人們可以買到隸屬於一個大的組織的入場券，他無須自己思考和做出決定，因為他的信仰已經替他解除了這一艱難的任務。現在，他屬於佔有正確信仰的幸福者之列。這種佔有方式的信仰給人一種安全穩妥感。這種信仰宣稱，要與最終和不可動搖的可以使人相信的知識聯繫起來，因為那些宣傳和支持這
一信仰的人的權力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如果僅僅是以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為代價，誰不願意得到這種穩妥感呢？
在我們內心可以感受到的上帝，本來是最高價值的象徵，在佔有的生存方式中卻成了偶像。這就是說成了預言家，成了人創造的一件東西。人把他自己的力量給予這個東西，從而使自己沒有力量。他屈從於自己的創造物，通過屈從把自己異化成另一種形式。我可以佔有這個偶像，因為它是一個東西，正是由於我的屈從，它同時也佔有了我。
一旦上帝成了偶像，上帝所謂的特性和人的經驗就格格不入了，就像是異化的政治教條一樣。儘管偶像可以被讚譽為大慈大悲的上帝，各種殘虐暴行依然在他的名下發生，就像對人類團結的信仰發生了異化就再不顧慮那些喪失人性的行為一樣。在佔有的生存方式中，信仰成了那些希望穩妥感的人的拐棍，他們想在生命中尋找意義，然而卻沒有自己去尋找的勇氣。
在存在的生存方式中，信仰則完全不同。人沒有信仰也能生活嗎？嬰兒不相信母親的奶水行嗎？我們不信任我們周圍的人，不信任我們所愛的人以及我們自己行嗎？沒有對我們生活的規範有效的信仰，我們可以生存嗎？事實上，沒有信仰，人就不會做出成績，就會叫人失望，就會在靈魂最深處充滿恐懼。
存在方式的信仰首先不是一種對特定觀念的信仰（儘管也可能是），而是內心的一個目標，一種態度。也許這樣說更恰當，人在信仰中存在，而非佔有信仰。（fides quae creditur和fides qua creditor之間 [ 拉丁語：人依靠的信仰和為信仰的信仰之間 ] 在神學上面的區別，反映出把信仰作為內容和作為行動的類似區別。人可以信仰自己和別人，信教的人可以信仰上帝。舊約中的上帝首先就是對人可以佔有的偶像和眾神的否定。上帝概念的形成儘管與一個東方國王相似，但從一開始就超越了自身。上帝不允許有名字，不許給他畫像。在以後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發展中，有過完全徹底的上帝非偶像化的嘗試，或者不如說通過制定不准闡述上帝特性的規定，從而排除了偶像化的危險。從化名迪奧尼修斯、阿雷歐加比特到不知名的《無知的雲》的作者和艾克哈特都進行了神秘主義宗教的極端徹底的嘗試，在他們那裡，上帝概念的要旨就是「神性」（虛無── no-thing），接著還有在吠陀和新柏拉圖思想中表現出來的觀點。這種對上帝的信仰是靠內心對自己的自我的神性特性的體驗來保證的，它是一個不斷的、積極的自我創造的過程，或是如艾克哈特所說，耶穌基督將在我們的自我之中永生。
相信自我、他人、人類，相信人有變得具有人性的能力也就意味著穩妥感，但這種穩妥感是以我自己的體驗為基礎，而不是建立在我的屈從之上，即不是屈從於一個給我規定一種特定的信仰的權威。這也是一種真理的穩妥感，這真理不是理性上強加的證據就能證明的，但我卻堅信它，因為我依靠我主觀經驗的證據。（希伯來語中，信仰一詞是emuna，意思是「確信」，我們所說的阿門的意思是 「肯定」。）我能夠肯定一個人的真誠，但我直到他死前的最後一天都不能 「證明」 這一點。嚴格地說，單是從他至死保存自己的真誠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作出這一推斷，從實證主義的觀點出發，他要是傷害了真誠，他也許會活得更長。我的穩妥感建立在我對他人基本的認識之上，以我親身經受過和真誠為基礎。這樣的認識取決於人在多大的程度上摒棄自我，取決於人是否能看到他自己的存在，認識到他內心力量的結構，取決於人是否能既看到他的個性同時又能看到他是整個人類的一部分。然後人們才知道，他能夠和將要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指，人能夠預言所有未來的行動，但是，他植根於性格特徵中的行為基線還是可以認識的，如真誠和責任感。這種信賴基於事實，因而是有理性的，但是這些事實卻不能用傳統的實證主義心理學的方法來確定或 「證明」。只有我自己依靠我個人的生命活力才能「注意到」 這些事實。
愛
根據不同情況，愛也有佔有或存在的不同方式，因而也有兩種不同含義。
愛情可以佔有嗎？倘若可以佔有，那麼愛情豈不成了一個東西、一種物質，因而也就成了人可以擁有和佔有的東西了嗎？事實是，決沒有像「愛」 這樣的東西。「愛」 是抽象的，她也許是一個女神或者一個陌生的生物，儘管從來沒人見過這位女神。現實中只有愛的行為。愛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它包含關心某人（或某物）、認識他、瞭解他、確信他、為他感到高興的意思。這裡的他（或它）可能是一個人、一棵樹、一張畫、一個想法。愛意味著，喚醒他（她、它）去生活，增強他（她）的生活活力。愛是一個讓人變新和成長的過程。
但是，假如以佔有的方式去愛，那麼就會限制、俘虜或控制「愛」 的對象。這樣的愛充滿壓抑、喪失活力、令人窒息、摧殘心靈、是毫無活力的愛。被稱為愛的東西常常卻是對這個詞的濫用，以掩飾事實上並沒有被愛的情況。究竟有多少父母愛他們的孩子，這至今仍未被人所知。在西方最近二百年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不少對兒童施加暴行的報導，有對兒童身體和精神進行摧殘折磨、有冷漠、純粹的佔有慾甚至性虐待，這些簡直讓人髮指，因此人們反而更加相信，深情慈愛的父母不是規律，而是例外。
婚姻亦同樣有兩種：一是建立在愛情之上，一是像傳統的婚姻那樣建立在社會的風俗習慣之上。真心實意故此相愛的情侶看來是例外的情況。社會方面的目的、需要、傳統、雙方經濟上的利益、對孩子的共同照顧、彼此依賴、或著彼此間的恐懼、彼此間的仇恨都被當作「愛情」，這種情況直到有一方或雙方認識到，他們並不相愛甚至從未相愛的那一刻為止。今天，可以發現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在這一方面又進了一步：人變得更加實際更加現實了，許多人只知性的魅力而不懂愛情，而且還把友好的、但有一定距離的亂交關係當作是一種愛情的等價物。這一新的態度導致更大的公平交易──即更加普遍地互換情侶。這種態度並不一定就會使得人們遇上越來越多彼此相愛的人，實際情況可能是，新的情侶同舊的情侶一樣，彼此相愛甚少。
從相愛伊始到轉變為「佔有」 愛情的幻想，這一過程常常可以在情侶彼此相愛的歷史中很清楚地看到。（在1956年出版的《愛的藝術》中，我指出了「墜入情網」 本身就有矛盾。由於愛是創造性的活動，人們只能正在相愛和發展感情，但不能「墜入」，因為墜入是被動的意思。）在求婚期，一個人還不能肯定另一個的態度如何；求愛的人卻想方設法贏得對方的愛情。他們富有活力、吸引力，有情趣，甚至還漂亮英俊──因為活力總是使一張面孔變得美麗。任何一方都沒佔有對方，每個人都有精力放在怎樣存在，也就是說給與和刺激。
通常，情況會隨著結婚發生徹底的變化。婚約給雙方以肉體、感情、對方的愛以排他性的獨佔權。這一方不需要再贏得另一方，因為愛情已經變成了人們佔有的東西，變成了一個佔有物。
雙方不再像從前那樣努力相親相愛、觸發情竇、互通情款，他們逐漸感到無聊，美的容貌開始消逝。他們感到失望和無計可施。他們不再是從前的人了嗎？他們從一開始就鑄成大錯了嗎？通常，他們都在對方的身上尋找產生變化的根源，從而變得自己受了欺騙。他們沒有明白的是，他們倆已不是過去彼此相愛的他們倆；而佔有愛情的誤解正是造成他們不再相愛的根源所在。到了現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相愛，而去考慮共同佔有他們所具有的東西：金錢、社會地位、一幢房子、小孩。
有些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就這樣轉化成了一個財產所有者的聯合會，一個由兩個自私自利的人結合而成的團體：「家」。有時，他們還渴望重新喚醒往日的愛情，他（或她）可能沈湎於這樣的幻想之中：一個新伴侶將會滿足他（她）的渴望。他們自以為所要的不是別的，正是愛情。可是愛情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偶像、一個女神，他們想完全屈服於她。愛情不是他們存在的一種表現。他們必定要失敗，因為「愛情是一個自由的孩子」（正像在一首老的法國歌中所唱的），最後，這些愛情女神的崇拜者們陷入被動的境地，他們逐漸感到無聊，終於把餘留下的往日的吸引力都喪失殆盡。
這些論斷並不排斥這種可能性：婚姻是兩個彼此摯愛的人的最好的道路。問題並不在於婚姻本身，而在於雙方以佔有為準則的性格結構，歸根結底，在於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就我所見，那些現代同居方式（如群婚、交換伴侶、亂交等等）的鼓吹者的企圖只是用不斷的新的刺激來排遣無聊的感覺，用增加伴侶的數目的方法來迴避他們愛情中的困難，而不是去真愛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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